开拓新时代“史记学”新境界 打响陕西历史文化品牌

《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其首创的“纵”以本纪和表为代表，叙写各朝要事，“横”以书、世家、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民族、领域和行业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历代“正史”所传承，对后世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研究对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构建民族文化，建立民族自信，加深民族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古以来，历代中外学者对于《史记》的研究不曾中断，先后形成南朝刘宋时期裴骃《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和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等标志性研究成果。《史记研究集成》编纂工作自启动后，历时25年完成《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编纂工作并正式出版发行，其所取得的成果，为当下中华民族正发生着的有史以来最伟大而深刻的变化提供了精神文化支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贡献，对于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文化基因的理念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25载成就《史记》研究集大成著作

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纂的《史记研究集成》，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四大研究系列，是一部肩负着传承、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的大型丛书。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陕西省重大文史项目《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作为《史记研究集成》的阶段性重大成果，由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主编，共12册、560.9万字。全书历时25年编纂完成，凝结着陕西老中青三代学人和16位编者的智慧与心血。

自《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纂工作启动以来，10余位专家会通比较，厘定条目，汇校、汇注、汇评出近2000年《史记·十二本纪》研究发展的学术脉络。《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参考《史记》新校本（修订本）。所收资料，自汉魏六朝至21世纪初，均为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史记》研究观点，涵盖中国历代《史记》研究的资料、考古资料、海外汉学研究资料及当代《史记》研究最新成果。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初稿形成后，为保证编纂的学术性，西北大学出版社两次组织专家审稿。2016年的首次审稿，从增删与补遗两方面提升了全书文献整理和秦汉历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性要求。2018年的二度审稿则针对全书资料搜集情况，完善了国外汉学研究资料特别是国外《史记》研究资料的搜集，进一步增强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纂的学术性。

全书的16位编纂者分别来自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江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安财经大学7所院校与研究机构，均是各自领域的研究专家。多学科、多领域的编纂队伍构成，最大化地保证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纂的学术性。

为确保编辑加工的准确性，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重大项目编辑部，并聘请资深编审对全书进行编辑加工。在近6年的编辑加工过程中，为做到“无一条文献无出处、无一处点校不合理”的编辑要求，数百条文献引用被逐一核对，并完善了引用文献及资料的出版信息。

作为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工程，《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编辑出版，对于圆满完成《史记研究集成》后续编纂工作，完整呈现2000年来《史记》研究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开拓新时代“史记学”新境界，打响陕西历史文化品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跨越千年探寻《史记》研究的时代意义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民族维护统一、尊礼贵德、革故鼎新、开放包容、崇尚气节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文化的经典，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发掘其中包含的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要素是时代对于《史记》研究的新要求。

由于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后世人在研究司马迁、研究《史记》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所以产生了很多对《史记》的校雠研究。历代学者对于《史记》的研究，也分别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成果。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对中国学者形成了很大的压力。1992年，我省成立司马迁研究会，随后提出一个重大的学术工程——《史记研究集成》，并于1994年启动。

编纂工作启动之时，没有计算机和网络，所有基础性工作都需要人工翻阅书籍、手抄资料、制作卡片。编纂工作涉及浩繁的文献资料，从考古资料到众多历史书籍，从诗歌、词、曲、戏剧、小说到其中的人物、事件，时间跨度近2000年，细碎而庞杂。毋庸置疑，这项重大的学术工程对于编纂者而言，是一项持久的身心考验、学术的历练、意志和毅力的磨炼。

10月26日，《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暨研讨会举行。这部历时25年，集纳了420余种中国历代《史记》研究资料、200余种考古资料、100余种海外汉学研究资料、260余种现当代《史记》研究资料的《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震撼学界。海量的汇总与收录，是此书具备“研究集成”性质的坚实基础，广采学术精华并以设计合理的框架统摄，让此书具备了便利于读者的实用价值，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和广泛好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卜宪群认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为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史记》，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资料积累，该书的出版定会极大推动《史记》以及秦汉史的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委会主任安平秋称之为“史记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必定开创一个《史记》研究的新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认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编写体例安排匠心独运，在继承的基础之上颇见创新。内容上对不同学术观点兼采包容，并多有开拓。该书的出版，必定对推进“史记学”的发展、对拓展《史记》研究的空间，产生巨大影响，发挥重要作用。

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这套凝结着三代《史记》研究学人心血的著作，不仅在文化传承、学术赓续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等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前赴后继承继先辈学人奉献精神

当88岁高龄的袁仲一先生看到样书时，心情激动又沉重。这位经历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编纂启动到出版漫漫25年征程的主编深有感触地说：“终于出版了。你们是大功臣。”在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史记研究集成· 十二本纪》编委会副主任马来的讲述中，不难窥见《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坎坷而漫长的编纂出版过程中各位编纂者所历之艰辛。

基础文化工程建设往往任重而道远，这个特征在《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项目的实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历经25年终得出版，在25年的坚守中，一批《史记》研究学人以司马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为榜样，孜孜以求、淡泊名利，为该书的编纂、打磨、修订付出了毕生心血。曾经的年轻人已经两鬓霜染，当初的中年人已届花甲之年，而包括该书的主编赵光勇、吕培成在内的一批参加该书编纂工作的老先生，则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

提出《史记研究集成》并构设体例、发起编纂的赵光勇先生，毕生致力于《史记》的研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通过编纂《史记研究集成》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使陕西、使中国真正成为《史记》研究的重镇与高地。80多岁时，他依然每天前往图书馆查阅资料。为扩大《史记》研究者队伍，他不计得失，将书稿的“半成品”交由其他学者继续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日复一日伏案不辍。

殚精竭虑组织书稿编纂和修订的吕培成先生，亦是孜孜不倦倾心投入，终因劳累过度溘然离世。他突然辞世时，桌前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仍是《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书稿。之后，吕培成先生的儿子吕新峰与女儿吕蔚继承父亲遗志，成为《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主要编写者，完成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高祖本纪》《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五帝本纪》《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孝景本纪》的编纂工作。

“心潜《史记》百载钩沉启后学，志在春秋一生守璞树高风。”《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不仅需要理想信念、锲而不舍的精神，还需要久久为功的毅力。诚如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敬献赵光勇先生的这副挽联所书，这不仅是赵光勇、吕培成等老先生毕生致力《史记》研究的生动写照，也是对众多《史记》研究学者泽被后人风范的高度赞誉。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未来，一代代学人还将坚持不懈，完成《史记研究集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让中华文化经典继续焕发生命力，并以此作为意义更为深远的纪念向先辈们致敬。